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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发展简史(1)

 

中药学,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夏、商以后,药物品种不断增加,其使用面不断扩大,药学内容不断出新,这反映出祖国医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周代,农业、畜收业比商代有更大的发展。药物品种散见于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诗歌集《诗经》已载有动、植物338种,其中有许多品种可作药用,有的还提及产地、采集时间、性状、外用等。在采集方面,就有“采采芣苢”(芣苢即车前草),“采采卷耳”(卷耳又名枲耳,即苍耳),“终朝采蓝”(蓝即蓼蓝),“言采其蝱”(蝱即贝母),“于以采蘋”(蘋又作苹,即田字草)等等记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逐渐繁荣,在《论语》、《左传》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可以见到一些医药史料。特别是《山海经》记载了很多的植物、动物、矿物名称,其中有提及其疗效的药物共约124种,而且记载有十巫采用百药和服食、洗浴、佩带、坐卧、涂抹等使用方法,这反映出当时应用的药物已有相当多的品种。该书虽非药物学专著,但对后世药物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我国本草著作的先声。据《周礼》记载,当时人工制造一种腐蚀药(汉初郑玄注:它是用石胆、丹砂、雄黄、?石、磁石等几种矿物混合在一起,用升华法制成的),在外科上应用很广,这说明了化学药品的研制巳取得显著的成就,也说明了我国是世界制药化学的先驱。从《周礼·天官》记载的“五药养其病”及《史记·扁鹊列传》中的“越人之为方也”等记述来看,当时已由单味药的使用发展为多味药的配伍,这就是“方剂”的起源。这一时期,人们对毒性药物已有了认识,《周礼》就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的记载;《黄帝内经》也有“齐以毒药攻其中”的论述;《尚书·说命》更指出“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思是服用某药要达到头晕眼花的轻度中毒才有显著疗效);《国语》还记载了晋国“骊姬置堇于肉饲狗”(堇即乌头)进行药物毒性试验的事例。毒药的发掘和使用,可以说是医药学发展的一大进步。据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还要早的战国时期著作《五十二病方》帛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之一),所收载的280多个方剂,涉及药物达240余种,并已有丸、散、汤等剂型,还载有对“牝痔”(母狗痔病)进行开刀割治,再敷以黄芩的手术疗法。当时有一部名为《万物》的本草类书籍也已经编纂成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的一批简牍中发现手抄本)。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国药物学的雏形就已开始孕育。

秦朝,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命宾客编纂的《吕氏春秋》以及当时流行的一部解释名物、词义的工具书《尔雅》,都收载有药用动、植物和医药资料。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著的《淮南子》卷十八记载:秦之经略岭南,有仰慕“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成分在内。秦始皇从政治、军事上经营谋划以统一岭南,当然有其重要的政治目的,但也与当时番禺(赵佗“南越”的政治中心,秦、汉时期南海郡的郡治所在地)成为出名的犀角、象牙、珍珠等珍物的集散地有关。从《淮南子》的上述记载及从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墓葬中发现有当时产于中东的乳香可以看出,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代,广州(秦代称为番禺)已与海外有贸易接触,珍稀的进口南药如犀角、乳香等在广州已有集散,广州此时已初具通商港口城市的萌芽。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发布日期: 201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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